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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一中求学记(一)

云梦一中求学记

饶华军(1980届校友)

 

我于一九七八年秋考入云梦一中。那是一个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全面变革的的年代。粉碎"四人帮"不久,经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打倒的邓小平再次复出,由此中国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教育为立国之本,改革理所当然地从教育制度开始,其中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一项变革,就是恢复高考统招制度,因此全国各地从中学到大学,全面实行统一招考,择优录取。这项重大变化,不仅为中国走向富强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也惠及千万莘莘学子。我们正是这一德政的直接受益者。那年初中毕业,正赶上云梦一中开始恢复全县统一考录制度,我幸运地抓住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机遇,成为改革后云梦一中首批学生之一。

其实在村办学校元通中学读初中时,自己少不更事,对个人未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更谈不上祟高的远大理想。时任校长后来成为我岳父的王振民老师,对我有一次苦口婆心的促膝长谈。他说,依你现在的成绩和目前的家境,你要立志考中专,如此才是根本出路。对此我始有所悟。这是对我人生的一次重大启迪,现在想来心存感激而泪眼欲垂!全县统考元通中学中考点设在离村七八里路的水府中学,其中要坐木船渡过汉北河,翻过两岸高堤,颇费周折。那天我同学十余人黎明即起,徒步于开考前到达学校。那时中考没有准考证,无需验明正身,每人根据贴在教室外墙上白纸毛笔字写的公告牌,找准自己的考位,铃声一响,即刻就位。可能是我在初中当班长的缘故,我记得我排在考试教室右手第一排第一位,紧挨门口。考桌就是一条长板櫈,三个小孩挤在一条櫈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考。卷面是手写油印的,考试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临考前一天,我曾为化学书上一例题没搞明白,请王振民老师又讲了一遍,哪知这题正第二天化学试题之一,连数字答案都没变!

等待发榜的那个夏天,我对结果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到了秋天开学前,村里同学陆续接到水府中学和道桥高中的通知,而我的去向一无所知,但我并不着急,想着读不了高中就回家务农,早点挣工分自立谋生。直到有一天我邻居兼发小在道桥高中读书的陈三华回家告诉我,他在学校看到了我被一中录取的通知书,同时录取的还有同学邻村的晏云章。那时由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而我们村是云梦县最偏远地方,而且有汉北河阻隔,出行县城甚是麻烦。我正式接到通知时,已是九月十号左右。报到那天,我与晏云章结伴清早即行,他的哥哥随行护送。经过汉北河过渡船时,划桨的船夫见我俩一中上学,风趋地说道,长得灵醒一点小伙都考走了,留在乡里的都是些歪瓜劣枣。听了我很是有几份得意。我们渡过汉北河,在肖李船闸坐机轮到应城长江埠转乘火车,到一中时已是下午的三四点钟,报名时,学校已开学多日了,我们大概是全校最后的报名新生。

从此,我们开始了难忘的一中求学生涯。

云梦一中求学记

 

 

县一中那时显然是全县条件最好的的中学,当然现在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的云梦县城只有两条各不到千米的主街,一中校址位于最热闹的曲阳街西端,与县楚剧团隔街相望。同学周阿毛的父母都是剧团名角,剧团曾排演由鲁迅着作改编的楚剧巜祥林嫂》,阿毛担任祥林嫂被狼叼走了的孩子阿毛这样个小配角,不知是他是否因此而得名。以至后来班主任胡用合讲《祥林嫂》,领读至祥林嫂凄惋地哀呼自己失去的爱子"阿毛,阿毛"时,同学们不约而同齐刷刷地看着阿毛。毕业后阿毛改名周立维直至如今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剧团里有位年轻的英俊小生时常早上到一中练习单双杠,因演员出生颇具功?,操练起来很是了得,常引发师生为之侧目大声叫好。东边与一中相邻是县城唯一的电影礼堂,除了每天放电影,县里的重大群众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电影院对面街边有许多买瓜子水果滩贩,还有几个修鞋修车的,其中的小人书滩点最为热闹,来自道桥镇湛泊民同学就象今天小朋友玩游戏入迷一样,看小人书成瘾,成书滩上的常客,经常偷闲一坐半天在这里过书瘾。顺着一中往西是走不过百米,曲阳街的尽头就是云梦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县委大院。

一中大院临街的大门两边是高高的粉白围墙,两扇高大而破旧的木制院门,白天开启,夜晚闭合。进入院内右手边是一条斜入的煤屑路,直通操场、食堂和县机关幼儿园。在这看似"歪门邪道"的中学堂中,里面的情形还是别有洞天。大门正对的笔直水泥过道东西两边各有两排平房,前面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年代甚久,外表破败,有摇摇欲坠的感觉,为单身教职人员宿舍。后一排外表看起来结实,灰色砖墙,水泥地面,住的是刚入学的男生。可见那时学校安排肯定是有所讲究,把危险留给自己,保持学生绝对安全。男生宿舍前面不到50米是学校唯一一栋具有欧式风格的教学楼,楼高两层,上下共有教室8间左右,有教师办公室若干。教学楼与男生宿舍之间穿堂通道东边,长着一株技繁叶茂的槐树,庞大的树冠遮天避日,树上挂着学校的敲钟,我们每天晨起夜息、上课下课的各项指令都是从这个树上发出的。教学楼后面是一块约半个足球场大的平地,是学校操场的一部分。紧邻教学和宿舍楼的西边有一条简易的煤屑路,路的一边长着一排茂密的槐荫树,蓊蓊郁郁的,天朗气清时候,密匝匝的树叶在小路乃至西边的操场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学校多次在此树荫下召开师生教育大会,一次我班年纪最小的女同学李红梅和初中班一位娃娃脸男生在槐荫树下慷概激昂地誓言,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满脸稚气的娃娃脸极为自信地宣誓:"一定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气势不凡,语惊四座!那时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已家喻户晓,学校里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也蔚成风气,就像今日学生祟拜名星一样,陈景润就是我们的偶像和梦中情人,所以当科学家是大家最崇高的理想。不知道那个娃娃脸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一九七八年秋一中首次在全县招学生共四百人,其中初中班一百人分两个班,高中班三百人分六个班,一二三班是快班,我与晏云章同分在三班并同桌。不仅如此,两人还同住男生宿舍西边第一间,长方形的宿舍内好象有四张高低床,同舍还有三班同学汤春庆、陈建家、柯忠兴等八人,我与云章挤在里面一床的上铺,我出垫铺他出被子,省下了一床铺盖,我俩一床上睡觉,一锅里吃饭,一屋里作业,形影不离,胜似夫妻。这样情形持续近一年,直到第三次搬舍时才"夫妻分离"。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中,百废待兴,随着招生人数剧增,而且多为外地农村学生,校内住读的需求非常大,从我们入学那天起,学校就开始大兴土木,建学生宿舍建教学楼,直到我们毕业都未曾停止。

在一中两年,我们经历了宿舍的四次搬迁。入学不久,男生宿舍被折除并在此新建教学大楼。我们全校各班住读男生计有百人以上,挤住在校园内东南角用红砖红瓦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我和云章于高低床上铺占得一席之地继续同床共眠。窝居里面摆有数十张学生高底床,纵横各设几个通道,十分狭窄,两人迎面而行时需同时侧身方能通过。窝棚四面无窗,屋顶分布装有几片玻璃瓦,白天从亮瓦中些许照进几缕阳光,聊使不至暗无天日。晚上两盏昏暗的白炽灯简直象磕睡人的眼,远离电灯的地方完全不能看书作业。窝棚既是休息室,又是洗漱间,大家都有打水坐在床上洗脚的习惯,难免水花溢出,所以用红砖铺就的地板永远是湿乎乎的。有时走在砖面上一不小心,引起砖缝里污水飞溅,裤脚鞋袜挂彩那是经常的事。白天早晨和中午时分,窝棚犹如菜市场,人声鼎沸。进餐的时候,大家纷纷从自己木厢里取出坛坛罐罐,屋里即刻满是烂腌菜、臭豆腐的味道,并充斥着碗匙碰撞和嘴巴巴达巴达的声响。夜晚睡觉真是百人百态,有人脱得精光赤条条钻进被窝里,有人酣声如雷,有人臭屁山响,有人磨牙打磕,有人梦中惊呼,有人睡觉不老实,滚落匝地。不一而足,盛景实难一一复述。窝棚一扇简易木门关起来并不严实,而且很晚都有学生进进出出,到了冬天,寒风裹着雨雪只往前窝棚里灌,大家直感到透心的冰凉。尤其是住在门边的同学,大呼"好冷,好冷!受不了了"。

比起我们如此不堪的住宿环境,老师们也好不到哪儿!那年在大批招录学生的同时,一中集中选调了一批优秀教师,这些人都是文革以前大学毕业,水平高,能力强,无疑是县教育界的精英。突然从下面中学调近二十名老师,住房安置肯定十分困难!有的拖家带口,如从道桥中学选调的邹旺宗老师是一家随调入城,还有教初中语文的李姚景老师和来自隔卜中学的语文老师石曙东都是两个孩子跟在身边,但他们住的十分简陋。来自道桥中学的李姚景老师爱人在汉川刘格卫生院工作,家也在刘隔镇,一双读小学的儿女随自己生活,学校把他们一家安排在教学楼楼梯下三角形空间里。由于刘隔与我们村里相邻,李老师自然就把我们当作亲近的老乡,我和云章常抽空到其陋室探访。昏暗逼窄的李宅仅能放一张床,墙上的钉子上挂满了生活什物,室内并无可以留客的桌椅,我们在他儿女不在时并排坐在床上话家常。李老师作为一个一个慈祥的长者对我俩十分热情十分关心,详细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勉励战胜困难,勤奋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在我毕业收到军校录取通知向他报告辞行时,他们仍住楼梯下。见到我时他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比重点大学还好!"。

面对十分简陋的居住环境,师生并无任何抱怨。其实当时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低下,我们多数也未曾见过更好的集体宿舍,有一个遮风避雨的栖息地就心满意足了。老师们能从众多同行中出类拔萃地调入城里工作,实为全家的幸事,也是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所以虽然条件不好,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敬岗爱业教书育人的工作热情!

 

除家住城关镇的同学外,大家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学校食堂里解决。那时学习抓得紧,两周才有一天时间的放假,主要让学生回家准备补给。周六下午课一结束,大家便急忙往家里赶,周日陆陆续续背着米袋子腌菜坛罐返回校园。对农村学生来讲,米的问题好解决,家里背上一袋,在食堂称了兑换饭票即可持票打饭。难的是下饭的菜。学校食堂里每天卖炒箩卜白菜粉丝之类的新鲜时蔬,而且价格适中,5分钱一份。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很多人承受不起,所以不得不备以咸菜下饭。

相比之下,我当时家境更困难一些,尽管每月享有全班最高标准三元的助学金,有时还不得不以三分钱一块红豆腐佐以下饭。有一天班主任胡老师在我们用餐时查访宿舍,看到我碗里仅有半块红豆腐裹着米饭用餐,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将来可不要忘记现在的艰难生活啊!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历了膏火不继的窘境。七八年的冬季我几近断粮,且身无分文,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心里压力非常大,无奈之下有了退学回家的想法。我把自己的状态和想法告诉了在楚剧团工作的远房五叔,五叔一向器重读书人,为人和善,听我有退学之意,即刻决定让我在他们家搭伙,在人民医院工作的五婶也马上表态支持,如是我在五叔家白吃白喝半年,叔婶待我如子,其情至今不敢忘。考虑五叔家也是县城普通人家,负担也重,第二年我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时就主动提出在学校食堂就餐。

那时候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不够,普遍处于基本温饱水平,农村来的学生生活都比较困难,只不过我的家境更甚而已。我和晏云章家在云梦最偏辟的南端,以那时的交通水平,往返县城不仅费时,而且最多得花两元的车费,这可是我们半个月的菜金。所以我们一般两月左右回一趟家,每到学校放假的周末,空旷的学校寝室里仅有我俩留守看护,有时与我们有相同回家线路的同学罗全发、王联强也不回家。七九年春季一个周未的晚上,学生都走了,我与云章在二、三班老师旧舍改造的学生宿舍里嘻戏打闹,差点把宿舍的隔墙推倒,吓得我魂不守舍,后怕不已,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了。在少有的几次回家经历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分文不花逃票回家。从云梦坐汽车可直达离村不远的肖李船闸,票价一元。也可花三毛钱坐火车到应城长江埠,再花三毛钱转乘机船到同样目的地,虽然花费相对较少,但颇为费时。有一次周末午后我俩策划坐汽车逃票回家,每人花一毛钱卖了一张到县河的车票,登上开往肖李的班车,企图蒙混过关。哪知上车后凶巴巴的女售票员看了我们车票后,大声说道:县河马上就到,你们到门口准备下车。两个穷学生灰溜溜地赶紧在汽车要出城时下了车。下车后我俩决定去火车站改乘火车。坐火车逃票就容易多了,但到长江埠后还有三十多华里回家路,其间还有汉北河阻隔,我俩徒步行进,回家时已是漆黑一片了!为了赶上下午的课,第二天清早我们挑着大米咸菜就往长江埠赶,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中午时分快到车站时,突然听到"呯"的一声,原来云章带的菜瓶子滑落摔碎了,里面的酸菜炒豆米洒了一地,一股麻油的清香扑鼻而来,云章懊悔不已,眼泪都快出来了。并俯下身子将面上一层抢救性地捧起塞入另一瓶里。云章的母亲是位饱经仓桑的农村妇女,很善长做便于长期储存的食物,箩卜咸菜都十分可口。特别是用面粉裹糊的油炸小鱼,好吃得让人张目结舌,云章常与我分享,在一中两年里我没少享用他们家风味小菜。

其实食堂里饭菜还是十分对味口的。大锅大灶蒸出来的钵饭很香,没菜也能白吃一钵。刚入校时,饭量极大,两钵八两不在话下。为此来自城关的同学胡克辛甚是吃惊,用手比划着惊呀道"我的天,八两啊!"。最令人难忘的一道菜是大白菜炖粉丝,汤汤水水的,与米饭拌在一起,很好吃!有人吃了以后还要再加一份。只是食堂两个年轻的伙夫面目可憎,常有男生与之争吵甚至打斗,可是见了女生就嘻皮笑脸,一幅令人生厌的猥琐相!

学校对学生还是关爱有加的。一把手李校长和蔼可亲,常与学生吁寒问暖。刚入校时一天晚自习后我们回室准备就寝,突然校长大驾光临,与大家亲切交谈。笑问我们来自哪里,吃得怎样,睡得如何,殷殷垂询,尚犹在耳。最后说道:为了便于管理,你们应该选举一室长。我十分诧异地道:"选师长?那是否还要团长?"校长大笑道:"是室长,不是师长。"学校认真地执行助学金制度,济困扶贫,我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份情不能忘。到了二年级,学校用农场收益补贴大家少许粮票,人人有份。最令人高兴的是,高考三天,免费用餐,早餐油饼花卷,中午粉蒸肉,我们简直像过年一样,放开肚皮,大快朵颐。可见一中在服务学生上费尽了心机!

 

 

 

20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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